做了近七年HR后，33岁的张钰决定裸辞。离开无休止的汇报与材料，她不知自己将要去往何处，在gap期（间隔期），她走进了安吉的DN余村数字游民社区。
体验一周后，张钰因家庭需要而离开。在数字游民社区里，像张钰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一家面向数字游民的服务机构DN-CN（数字游民中国）出具的《数字游民在安吉·2023调研报告》显示，数字游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时间是58天。许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工位，裸辞、gap、探索人生，在数字游民社区短暂停留，又各自奔往不同的方向。
进入职场倦怠期的王欣，在大理NCC社区住了1个月后回到英国，不喜欢数字游民“漂浮”的状态，但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读书时住过2次数字游民社区的思思，毕业后正式成为数字游民；在上海做广告工作的大力，离开社区后换了工作，留更多时间做自己更关注的社区运营。
“58天”后，有人重返职场，有人决意走上数字游民之路。大理家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文杰说，包容才是数字游民社区真正的生命力。当“旷野与轨道”似乎成为当下年轻人两种相对立的选择，离职潮与离开大城市的口号声下，我们发现“58天”背后所承载的不是被标签化的自由与远方，而是每个个体不同的、真实的人生状态。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讲述人：王欣，29岁，在大理NCC社区居住一个月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英国从事医药咨询行业。我是一个喜欢追求自我挑战的人，希望能在工作中不断打怪升级，通过升职加薪来收获成就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会主动去“卷”，和上级申请更多的项目。
但当我的职位达到manager级别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对各种业务流程很熟悉，在工作中能学到的东西不多了，我更多地需要去对手下的人“输出”而非“输入”，奉献感代替了挑战带来的收获感。
同时，我面临着职场中层危机——上有领导，下有“小朋友”，外有客户。下面的人一直问自己意见，上面的人不停催自己进度，外面的客户也需要去对接。基本整个白天我都不能停止“交流”，开会、发邮件、和客户同步信息，但这些都只停留在前期的沟通阶段。
我从事的领域叫做药物经济学，需要帮客户做药效成本分析，最后交付一个模型或文件作为完成的标志，只有晚上我才有时间真正开始做这份要交付的工作。
有段时间项目特别忙，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工作，晚上忙到11、12点，周六周日也要加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模式自由度相对较高，基本都是居家办公，但当工作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使在家里也没法好好休息，反而会导致工作和生活分不开。去办公室工作，至少会有“到点下班”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丧失了主体性，仿佛每天吃饭、睡觉就是为了更好地上班，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排解压力的方法，只能通过看一些不需要动脑的电影和电视剧，让自己处于放空的状态。压力已经消解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和意义。
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机会去思考：我要怎样去看待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去“卷”？我究竟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今年1月底，我在伦敦租的房子到期，有机会回国小住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边四处旅游边工作，后来希望能够安定一点，在一个地方停留2周以上。我很早就听说过大理有数字游民基地，3月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到了NCC社区后，就去那里住了一个月。
我在NCC社区里还是远程做着同一份工作，并没有脱离和英国公司的雇佣关系，但工作量和工作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当时我的心态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希望适当减少工作量，不想继续“卷”了，于是会少承接一些项目。
又因为时差的关系，我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我在国内的下午把邮件发给手下的人，他们就可以在英国的早晨第一时间查看；或者趁着他们睡觉的时间，我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再也不用熬大夜。
在NCC社区里，我每天中午11点多起床，12点去和大家吃个午饭，然后四处转一转、玩一玩，下午4、5点钟开始工作直到晚上睡觉。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让我养成了见缝插针的工作方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灵活地开始工作，如果晚上有朋友一起约饭、玩飞盘，我就会提前安排在白天尽量多完成一些任务。
在大理NCC社区天台上看到的彩虹。图源：公众号“NCC社区”
除此之外，我体会到了“自由”。
一方面是纯粹的金钱上的自由，我很在乎数字游民所需要的“地理套利”，大理让我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维持和从前一致的生活体验。在大理，我去吃古城里的“幸福食堂”，十三块钱竟然可以吃到八个菜，让我难以置信；后来回到英国，下飞机去吃了个三明治，就要折合五十几块人民币。
大城市让人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洗脑，很多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需要，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物质欲望也会降低。
另一方面是体验上的自由。大理给了你“选择”，你可以去吃便宜的幸福食堂，也可以去吃人均四位数的晚餐；你可以喝六块钱一杯的咖啡，也能买到七八十块钱一杯的手冲。有时我起床后会骑着小电驴去一家书店待一下午，那里信号不好，玩不了手机，却让我久违地体验了阅读纸质书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