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霍建国院长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授课。他说，尽管如今已经退休了，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忙一些。他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写了很多关于今年的外贸形势、RCEP即将生效的一些文字记录。他依然关心着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

曾几何时，在中国入世谈判的那些年，他至少每年都会去一次日内瓦，参加世贸组织工作组大会，前后共跑了七八趟。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11月8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参与者，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入世谈判参与者，原商务部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受访者供图）

当回忆起20年前中国入世的那一刻，霍建国说，“当时，谈判团的成员们如释重负，是一种15年来未有过的轻松感。”

对于15年入世“长跑”的艰辛，霍建国说，整个15年的入世谈判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复杂的程度一方面在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与当时世贸组织要求的公平竞争、有无歧视等一些原则的差距还很大，需要改的内容比较多，且无从下手，形成了一个边谈边改，国内进行体制对标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于，市场份额和实际的贸易利益你争我夺得比较厉害，欧美关心他们强势产品的进入要求你放开。这两方面的复杂原因导致整个谈判时间很长。

“摸着石头过河”  边谈判边改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递交“复关”申请。中国入世的马拉松长跑就此展开。

“从1986年7月递交’复关’申请一直到1994年的早期谈判阶段，是一个澄清中国经济运行体制的过程，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经济运行体制有很多不了解之处，比如中国是否所有的物价都由政府定价？企业是否有独立的经营权，还是由政府的计划管理？等这些问题和疑惑，需要中方不断地做一些澄清性解释。”

1992年，霍建国在结束驻英使馆商务处的工作后，回国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工作，开始参与中国入世的一些工作。“我是从复关谈判的第13次会议，也就是1993年下半年开始参与进来的，这段时间也是前期谈判最忙的时期。”

“1992年之后，谈判进度明显加快，从前期的书面解释变为后期的现场答疑，针对世贸组织成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们有义务提供解释方案。”霍建国回忆说，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内各主要部门的代表，有国务院法制办、外交部、发改委、财政部、国际经贸委、农业部以及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相关部门。这一阶段我们不断地到前方日内瓦开展双边谈判和参加中国入世工作组会议与各方沟通。

“通过我们的解释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涉及到一些制度性开放安排以及法律法规修改问题，由于代表团授权有限，只能带回国研究解决，比如外方从某些渠道会拿到一些证据，称中国的外汇实行的是双轨制，外贸经营权是垄断的，外贸出口企业是有补贴的，1美元补贴3分钱等。”霍建国称，当时中国的外贸经营权的确是垄断的，只允许专业外贸公司经营，而民营企业想要申请外贸经营权则是基本不可能的。对此，外方成员认为中国必须对外贸出口的垄断经营进行改革。

霍建国说，“作为入世谈判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谈判的复杂体现在，我们对世贸的规则有个认识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再到学会借鉴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但推动国内改革，使我管理体制基本符合多边规则仍是最艰巨的任务。”

“谈判的前期阶段，世贸组织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的体制机制是否符合WTO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开透明，政策体系是否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强调的是政企分开，企业要有独立的自主权，物价要由市场决定，外贸不应实行垄断经营，外汇不能实行双轨制等要求，当然欧美等主要成员方对中国的挑剔和要求更多。”霍建国说，“这一阶段是边谈边改的过程，我们在前方谈判，然后带回来问题，国内再研究能不能作出一些对标式、达标式的改革。”

霍建国称，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概念，随后国内实行了一系列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内容，随之中国开始推进企业改革，实行了政企分开、取消外汇双轨制和出口补贴，建立了规范的出口退税机制并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到后来入世时承诺全部放开外贸经营权。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1992年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处于谈判繁忙时期的霍建国，对边谈边改的感触很深。他回忆说，“特别是1993年朱?基担任常务副总理之后，亲自组织和推动改革，实行了一些列重大改革举措，比如人民币汇率的并轨、外贸体制改革、经营权的下放、出口配额的减少等等，其中涉及外贸的改革相对多一些，当然还有税制改革以及政企分开的改革、落实企业自主权的要求等。后来看，当时的一些改革基本上与入世谈判的难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上半年，国内一系列改革的动作是非常大的，这些改革为排除入世谈判的障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叫三大改革即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以及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其实还有企业改革，实行政企分开、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银行体系改革，将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剥离开来等都是当时做的重大改革。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改革是，汇率并轨之后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对经常项目账户管理实行了统一结售汇要求，取消了企业的外汇账户，出口结汇必须要归国家，所有外贸企业出口收进来的外汇都要由银行统一结汇，国家支付给企业相应的人民币，这项措施当时看应该是一项硬措施，，后来执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持续增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