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国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入世有利于中国在参照世贸规则的原则下，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调动了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增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其结果对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最大的诱惑力。

“跑了七八趟日内瓦”. 谈判陷入僵局未能打破

1995年之前，复关阶段经历了19次工作组会议，霍建国参加了至少5次会议。1995年“复关”转为“入世”，霍建国参与谈判更为密集。

1997年底，霍建国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之后，入世重要的中国工作组大会，他至少每年都会去一次。按他的话说，“1995年到2001年的入世谈判阶段，不论是外方来中国谈判，还是中方到外国谈判，我基本上都参与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工作组大会，我基本上都到位，那几年跑日内瓦跑了至少有七八趟。”

1995年之后的入世谈判进度明显加快，有了前8年谈判积累下来的经验，再加上国内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巨大突破，为后续谈判铺平了道路。中国谈判也已进入到了突破性阶段，但这时谈判遇到的障碍则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盟的横刀立马，其难度已经不再是外方要求中方在体制上如何进行改变，而是围绕中国市场开放实际利益的争夺，外方更多的要求除了关税的降低、服务业开放，还涉及到大量欧美关注的特殊领域，攻守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难度前所未有，甚至一度陷入僵局而难以打破。

“当时，美国和欧盟的胃口很大、要求内容很多，而且提出很多刁难性的问题，美国和欧盟十分计较具体实际的经济利益争夺。美国关心大豆、棉花、牛肉等其强势产品的出口，包括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多少部好莱坞影片，当时我们提出一年进口15部，但美方觉得不够，然后我们又增加到20 部，后来我们主动放开到30部，现在已经是35部了。美国还将沃尔玛超市在中国能增加多少门店拿到谈判桌上，当时沃尔玛在中国约有不到十家门店，美国认为不够多，得允许其在中国其他省市独立设立更多的超市。欧盟则是关注电信、金融保险等市场准入的条件等。”

霍建国说，美国和欧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施压，我们与美国谈妥之后再去与欧盟谈，欧盟则表示中国给美国的那些承诺，欧盟也必须同样享受，同时中国还得兼顾欧盟所关注的开放领域。

“记得欧盟当时强硬表示说，你们中国不要以为把美国摆平了，你们就可以解决入世问题，欧盟这一关不过，你们同样无法加入。”霍建国说，当时最大的难度体现在美欧的一些矛盾上，美国和欧盟实际上都希望中国入世，通过中国开放市场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对中国开放市场的要求和很多条件都是比较苛刻的。

霍建国说，当时这种情况下的处理就非常复杂，中国在处理美国与欧盟的市场开放上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两方交替的要价，需要我们在他们之间做出一个平衡的处理。因为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关注点不同，中国一旦对一方作出开放的承诺，另一方则会攀比，而这个攀比实际上就是一个加码的过程，中国就得再作出新的出价，这样的话，就增添了国内各部门和各领域开放的平衡难度，开放承诺的应对难度就会比较大。

“当时，我们是据理力争，守住一城一池。与美国的谈判一度进展得尴尬，到了谈判的第三天的晚上，朱?基总理亲自听取了代表团领导的汇报，并做了明确的指示，记得11月15日那天上午中央经济工作会开幕的那天，朱?基总理和吴仪副总理亲临外经贸部与商务部谈判领导共同研究方案，明确了一些可以灵活处理的领域。到了中美谈判的最后阶段，在中方坚守底线，又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后，美方终于接受了协议的文本内容， 1999年11月15日，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谈判后，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于15日下午签署双边协议。中美完成谈判之后，与欧盟的谈判又僵持了约半年时间，才最终谈成。

在这一阶段的谈判当中，中国大胆地自主降低关税。霍建国回忆说，“早在80年代末，中国的平均关税最高达47%，后来分三次降税，1992年主动降到30%多，到1996年左右又降到了27%，后来以27%作为入世谈判的条件，外方仍坚持中国应该继续大幅度降低关税，我们说可能有困难，最后在1999年左右中国又自主降到15%，这就已经和外方的要求缩小了很多差距。最终我们承诺在中国入世后降关税降到9.8%。”

“当时大家都担心如此低的关税，国内财政收入会不会受影响。然而殊不知，2001年入世之后就因为关税的降低，海关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收入从以前最高5千亿元猛增到一万亿元，后来最高年份又达到两万亿元，这也说明关税降低后，由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税基的扩大导致税收额大增。”

“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我们做了个排序，比如国内的金融保险电信当时相对还比较弱，竞争力还比较差，我们就要求需有一个8年的过渡期，承诺入世后分阶段开放，即第一年做到什么、第三年做到什么、第五年做到什么、第八年做到什么。”

中国坚持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入世，在服务业开放上应该是可以享受十年的过渡期，但欧美当时不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所以在实际谈判当中，很多过渡性的待遇都是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标准之间，按WTO惯例，发展中国家可以维持10%的平均关税，发达国家应在5%以内，我们的关税安排在9.8%，农业补贴享受的是8.5%，的补贴标准，服务业开放的过渡期是8年，这些市场开放的承诺基本上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待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