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河南卫视推出的2022“端午奇妙游”活动中的舞蹈《王风?采葛》等作品,又让国风扑面而来。反观今年的央视春晚,舞蹈《只此青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藉此将近年来由《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舞蹈作品引发的艺术“国潮”“破圈”等话题推向高潮。那么,这些作品为何能将中国传统绘画(雕塑)艺术转化为舞蹈?中国美学传统又如何为这类艺术“出圈”提供了支撑?下面试作回答:
“圈”从何来?近代以来诸种限界的形成
今天,我国美学和艺术界常常谈论艺术的“破圈”或“出圈”问题,这种圈表现为中与西、古与今、雅与俗以及诸多艺术门类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事实上并没有在相关问题上设置界限和障碍,也即这个“圈”并不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是存在于当下人的头脑里。很多时候,往往是我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导致了一种“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的思维方式,而并非研究对象之间果真存在这种壁垒。

《唐宫夜宴》剧照 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提供
首先是在中西之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和艺术特性的寻找,往往是以中西之间的差异化比较为前提的,即中国有什么则西方必然没有什么,反之亦然。比如人们一般认为,中国艺术重表现,西方艺术重再现。但事实上,中国艺术也重再现,像孔子就既讲“诗可以兴”,也强调它“可以观”;中国绘画看似轻工重写,但它对摹写对象内在意蕴的揭示,却将再现对象从事物的外观形式推进到了本质层面。舞蹈艺术也是一样。现代以来,人们总习惯于通过中西比较强化中国舞蹈的中国性,但却因此忽略了舞蹈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身体语言,更多显现的是跨文化的共通性,否则也不会有可以东西方共用的“舞蹈”概念。由此看来,在研究和创作中更多注意这种跨文化的艺术普遍性,可能比差异辨识更重要。这也是借助艺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所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学者或艺术家以中西相异的侧面为中国艺术定性,极易导致对中国自身传统认知的片面化。也就是说,这种倾向只注意到了中西之间的局部差异,而忽略掉了两者共通的更大部分。这就像一个“再现”根本无法说明中国艺术的全部一样,对差异的强化也必然会导致无法有效认识中国艺术的全部风貌。在此,如果因为西方的反向限定而自缚手脚,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开放性和普遍价值的把握,就显然得不偿失了。
其次是在古今之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的建立被先在地设定为与传统的对立,由此造成了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逢古必反”现象。这很大程度上阻塞了中国历史传统向现代价值生成的通道。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中国”往往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比如今天一谈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已天然地预示着它指的是中国古代美学和中国古代艺术。这显然是把“中国”概念强行挤压进了历史区间,并因此成为现代艺术的对立物。从哲学上看,这种认识显然忽略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跨越古今的永恒价值,看似保护了传统,但却因此使其仅具有遗产价值,难以直接成为当代生活的参与者和建构者。
第三是现代知识分类体系造成的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类法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它抛弃了中国传统的礼乐、六经、四部分类,而采用西方更趋细密而严苛的分类体系。就艺术史而言,这种西方或现代分类法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本身的状况。比如诗乐舞,在中国历史中同属于一个“乐”范畴;在诗乐舞和诗书画之间,人们也更乐于寻求它们的一体同源关系,而对差异化分析缺乏兴趣。
这样,以西方现代知识分类体系介入中国传统艺术研究的过程,就成为对原本相对混一的艺术史进行拆解和重组的过程。这必然导致艺术史的碎片化,从而破坏了中国艺术总是在分中求合、异中求同的传统。这反过来提醒当代的艺术研究者,如果既要使用现代视角介入中国历史,又要尽量保护历史现场,就必须在现代知识分类和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之间寻求协调,以免解释了历史也误解、甚至歪曲了历史。
据此,“破圈”这一热点话题,在涉及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换方面,可能就需要首先思考三个问题:一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化比较,是否会因过度强化中国艺术自离于西方之外的独特性,而导致对其两相通约部分的遗忘;二是人为制造的古今分离,是否使求新的前提成为拒斥传统,因而阻断了中国艺术向现代生成的通道;三是现代艺术分类方式的西方化,是否割裂了中国艺术,遮蔽了它总是在差异中寻求会通的传统。
“破圈”何以可能?中国美学的理论给予
目前被称为“国潮”的舞蹈作品,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和《只此青绿》等,创作灵感均来自于中国古代名画或雕塑,如《洛神水赋》之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唐宫夜宴》之于张萱的《捣练图》和周?的《簪花仕女图》,《龙门金刚》之于龙门奉先寺雕塑,《只此青绿》之于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等。在此,“破圈”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空间艺术(绘画)向时间艺术(舞蹈)的转换。画中人物和山水被以舞蹈的形式活化,从而赋予了原本静态的艺术以活跃的动感和生命。
在现代观众眼里,这种传统空间艺术向时间艺术的幻化和挪移,本身就使相关舞蹈作品充满魔幻和奇观性,从而对人构成吸引。再加上舞者艺术表演的生动高妙,更增加了作品的魅力。那么,为什么在现代艺术创造中,中国艺术家能实现这种幻化和挪移?笔者认为,这固然与现代舞台对声光影技术的运用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中国艺术在观念层面并不存在两者的分离,而是赋予了诗乐舞和诗书画内在的互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