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互通或一体性，可以从中国传统书画理论及美学观中见出。如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法就是“气韵生动”。在中国美学史中，“气韵”本来是一个关于乐舞的概念，但从谢赫始，它却成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普遍遵循的法则。这意味着中国绘画虽然以静态的形式呈现，但在本质上却是富有乐感和旋律的，这种内在的乐感赋予它从造型艺术向乐舞艺术生成的潜能。可以认为，上面列举的“国潮”作品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绘画或雕塑向乐舞的转移，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现代人的奇思妙想，而在于它依托的绘画本身就具有乐舞的潜质。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如上“国潮”作品均是以绘画向乐舞的转换为共同特点，但采取的路径仍存在重大差异。比如，《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作品依托的历史名作均是人物画，它的创作路径是将画中人物挪移为舞蹈中的人物。而《只此青绿》不同，它依托的《千里江山图》是山水画，创作路径则是将自然山水幻化为人物。这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舞蹈《洛神水赋》视频截屏

在中国艺术史中，广泛存在着人与自然交互的话题，如梁祝化蝶、《孔雀东南飞》等均是这方面的杰作。在道家思想里，人向自然的生成也是大趋势，如《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庄子?至乐》中滑介叔“柳生其左肘”的故事，均是如此。庄子把它称为“物化”。以此为背景，汉代儒家发展出了“天人同构”理论，认为人的每一个器官均在天地之间有相应的匹配物，如人有头足自然有天地、人有双目自然有日月等。这样，人与自然就成了同形同构关系。到三国时期，徐整在其《三五历记》中记载了盘古之死，说他死后身体化成了大地上的山川河岳、草木金石。根据这种化生关系，人向自然的全面生成，反向也使自然天地人体化，使山川河岳成为人体的映像形式。

后世，这种人与世界交互生成的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艺术，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谈山水画：“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在这段话中，郭熙虽然是在讲自然山水，但山水却以血脉、毛发、神彩、秀媚的人体形象向人映显，自然界的山山水水由此都活化出了人的音容和幻影。具体到舞蹈艺术而言，它如果能把这种自然山水向人生成的逻辑揭示出来，所谓的人舞也就是自然山水之舞。据此看《只此青绿》，它不但将静态的绘画转换为动态的舞蹈，而且进一步将山水转换为人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山水画本身就是人性和人体的映像形式。这种潜存于山水之间的人体幻影，使相关的舞蹈表演充满了迷幻色彩，但观众并不感到不可思议，这离不开中国美学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给予的理论支持。

“青绿”只现山川？“文人山水”与“帝国山水”

近世以来，中国人对山水画的理解，已基本甩脱了它与自然界真山真水的关联，认为它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之外，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种能够表达文人自由心灵的山水艺术，人们把它称为“文人山水”。但从中国画史看，传统山水画固然有文人“因心造境”的成分，但写实仍然是其大宗。这就像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一方面讲它是画家“澄怀味象”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也讲它“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即逼真摹写自然山川仍然是这门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础。

除了表现自由心灵和摹写自然山川，这门艺术另一重要的情感面向是对自然山川的礼赞。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几乎其一切财富均来自于自然的馈赠，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借助艺术表达对土地山川的感谢之情，并在哲学上将天人合一作为最基本的看待自然的理念。以此为背景，由于土地、山川、自然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此重要，它的价值也进而向伦理、政治提升，从而生发出山川神圣的观念。这一观念使传统中国人习惯于用“江山”“大好山河”等来称谓自己的国家，而相应的审美表达则是“江山如画”。

由此看来，在中国画史中，虽然现代人习惯于在心灵层面为山水艺术定性，但它却是一个价值综合体，其中包含了山川摹写、山川礼赞、山川神圣等连续的观念。尤其当它作为“江山”被赋义的时候，则必然会导出中国这种艺术的政治性。比如，按王绂《书画传习录》，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曾命令宫廷画家周位画《天下江山图》，周位表示婉拒，因为在他看来，天下江山并不是他的画笔所能描绘的，真正的画家应该是朱元璋本人。他所能做的工作也仅是在帝王“摹划大势”之后，稍作润色而已。这里提到的山水，显然不是文人式的心灵书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川图绘和礼赞，而是要呈现帝王一统天下的雄心和宏业。我们可以将这类山水称为“政治山水”“王朝山水”或“帝国山水”。

在中国画史中，起码在元代文人画占据主流以前，以山水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大多具有这种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其中的大山大水之作，更是如此。其中的金碧山水和青绿山水，则具有为无限江山装饰并赋予华彩的性质。这种政治主题遍布于从展子虔的《游春图》到李思训的《明皇幸蜀图》等隋唐作品中，到北宋达到高峰。如美国汉学家班宗华对李成《晴峦萧寺图》等作品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结构布局看来显然描绘的是李成理想中的宋代帝国……画的结构布局就像庞大的中华帝国一样井然有序、清澄平远。”而观赏郭熙的《早春图》则“类似目睹了一场帝国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