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南（右）接受《时代面孔》总编辑谷丰专访

三大万年未有之大变局”

“经济确实碰上了困难。”采访刚开始，黄江南便开门见山。但他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难”字，而是拉开了时间的纵深。他提出一个核心判断：中国正身处三大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这些变局正在重塑我们对经济、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基本理解。

第一个变局，是从“工业社会”向“观念社会”的历史性跃迁。过去几千年，人类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粮食、住房、交通、衣物……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决定了文明的边界。但今天，这种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改变。

“现在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以白领为主，不再是农民，也不再是工人，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什么？是观念产品。”黄江南语气平静，但字字有力，“小说、电影、科技成果、艺术创作，这些构成了新的经济主体——观念经济。它们的价值不再依附于原材料和机器，而是依附于知识、创意与文化。”

第二个变局，是从“短缺”向“富足”的演进。黄江南回忆，五十年代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不到七平方米，而如今，中国有六亿多栋房子，普通家庭鞋柜里有十几双鞋、衣柜里塞满衣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富足，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摆脱了生存物资的匮乏。”

这种富足的本质原因，在于观念产品的“无限供给性”。“电影只需拍一次，全球几十亿人都可以看。一本书、一段算法、一项科学发现，它们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供给无限，满足无限。这是工业逻辑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变局，则是从“非数字”到“数字社会”的根本转换。我们的一天从屏幕开始，也在屏幕中度过。工作、消费、学习、社交，几乎都离不开数字化接口。“人类几万年都是非数字化生存，现在突然进入数字世界。这个变局看似无形，其实最为深刻。”

“这三大变局——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活逻辑的全面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个体困境，而是整个文明正在经历的嬗变。”

大变局下的就业之困

变局带来冲击。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就业问题——从传统产业吸纳就业，到如今大量吐出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黄江南指出，在工业社会阶段，制造业是就业的蓄水池。一个五十万产能的水泥厂，过去需要几千名工人，但现在，仅需几十人。甚至在高度自动化的国外工厂，二十人就能完成过去几千人的任务。

“再加上传统产业的转移，比如制鞋、服装等生产线外迁东南亚国家，中国在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逐渐失去优势。”工业不仅不再吸收就业，反而在不断释放劳动力。

那这些被“吐出来”的人去哪儿？答案理应是新兴产业。然而，高端制造所需劳动力极少，且门槛高、周期长，无法短期内消化庞大的就业压力。因此，黄江南认为，真正能承载就业的，是尚未完全成型的“观念生产”。

但问题在于，观念经济仍处于萌芽期。它需要时间、生长空间和配套机制，而在此之前，我们面临的，便是消费能力下滑——收入不稳、消费收缩、企业萎缩……最终形成“就业—消费—生产”的恶性循环。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困境，而是全球普遍现象。只是我们人口基数大、产业结构独特，更加放大了这种挑战。” 

经济转型，需要多久？

历史早已给出答案。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用了至少三十年。那中国呢？黄江南的答案是：不需要三十年，但也必须付出时间。

他的理由非常清晰：其一，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成熟。“过去没网络，生产的观念产品卖不出去，现在网络让它无边界流通。”短视频、直播、电商，这些新型载体正在大规模释放观念经济的商业价值。其二，是制度创新的可能。“一部电影能不能创造更大价值，取决于有多少人能消费它。”黄江南强调，观念产品的价值决定权在于消费，而非生产。但现有的金融系统和分配机制，仍深深绑定在工业经济逻辑上——只偏好“确定性”，不愿承担观念产业的高风险。

黄江南认为，如果国家能有足够的决心和投入，这个转型周期有望在五到十五年内完成。前提是，我们必须打破旧的增长逻辑，从“靠制造扩张”转向“靠观念驱动”。

唯一出路：发展观念经济

“我们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是观念经济发展不充分。”黄江南强调，观念经济不仅能提供新就业、创造新价值，更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主轴方向。但问题在于，观念产品的价值，是由消费决定的——而非生产本身。一部电影好不好，不取决于你拍得多精良，而在于观众是否愿意看、能不能看到。这种消费的不确定性，使得观念产业天然带有高风险属性。

“银行不敢投，私人资本也不敢投。你说你拍个电影，投一千万，万一没人看呢？所以这类产业根本无法依靠传统金融支持。”谁来投？答案只有国家。“只有国家带头，承担风险，才能真正推动观念产业的发展。”

黄江南在2025时代面孔思享汇上演讲

国家是新兴产业的第一推手

对于观念经济这种高风险、非确定性行业，黄江南强调，国家投资是唯一有效的发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