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英 自去年11月辞任九州通董事长后,刘宝林鲜在公众面前露面,但退居二线的他仍然在关心和支持九州通业务的发展,并亲自主抓线上大健康平台的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最大的“产品经理”。
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的该平台,不仅将打通医疗问诊与购药服务的就医全流程,还将为各大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提供第三方服务。刘宝林说,在互联网业务上,他仍然坚持“赚最辛苦的钱”,不与医院抢资源,而是通过赚取配送费和平台费的薄利做大市场。
九州通新一任管理层接棒后,提出了“万店联盟”战略,这一战略主要利用九州通自身作为国内最大OTC药品配送商的优势,通过吸收单体药店加盟来扩张终端零售市场。加盟的方式相对于其他医药零售商采取的并购模式,成本更低,投入的资金量更少。
刘宝林认为,线下的“万店联盟”与他主抓的线上平台是相辅相成关系,有望使九州通在药品终端零售市场成为最大的经销商、拥有联盟零售药店最多的企业。借此,九州通也将产业链优势由中游贯穿至下游。
从赤脚医生到下海经营“红帽子”企业,掌舵最大的民营医药商业企业,到辞任交棒给职业经理人,刘宝林及其企业的生存发展轨迹,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最大的“产品经理”
经济观察报:今年九州通提出了“万店联盟”的新战略,布局线下零售药店,对于这一块业务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刘宝林:我们公司本是以做批发为主,针对占行业约30%份额的院外市场,竞争很激烈。以往我们没意识到终端市场,现在下定决心从终端的药店开始,所以发起了“万店联盟”项目。新的领导班子上来以后,要重点建设发展这项终端业务,目标很清晰,就是要把终端市场零售做到全国第一,要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零售药店经销商。
我们原本就有几百家直营店,1000多家加盟店。通过这个项目,半年时间就增加了3000多家联盟的好药师药店,进展很快。我们将会快速做到超过1万多家,并逐步成为中国本地拥有零售药店最多的公司。未来我们肯定比第一位置还要翻番,拉开距离。
我们采取的策略主要是跟单体药店合作,全国有20万家单体药店。单体店有显著的优势,他们多半是夫妻店,人工成本低,勤奋,效率高。不需要特殊的管理,相比于连锁药店,有更高的效率。但他们自身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议价能力,没有成体系的供应链系统,这恰好是九州通的强项。我们是中国最大的OTC药品配送商,可以给他们有竞争力的药物品种,给他们好药师的经营品牌,再加上管理系统,这些都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所以我们对接起来效果非常好。我们采取的是加盟方式,投入的成本不是太高。实际上,单体药店根本不需要我们拿钱出来,因为与我们合作所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
经济观察报:去年11月你辞任了九州通董事长,是基于哪些考虑?
刘宝林:换届主要因为我年龄大了,如果到完全不能动的时候再换,就来不及了。目前公司运行得很正常,我认为这个时候换届是最好的。新董事长是法学博士,在风控方面非常有经验,以前在三一重工做了10多年的风控,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在我们这边也做了三年多的风控,做得很好,有能力,有思路,所以选择了他。
我们目前在行业中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谁想一夕之间跟我们争这么大的市场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企业的未来,在当前的医药市场环境下,我认为对企业的风险控制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新董事长在风控方面经验很丰富,他也很年轻,很聪明,愿意学习,对于应收账目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账期这么长,为什么价格忽高忽低,他都理解得很深刻,值得信任。
经济观察报:据此前媒体报道,你现在还在参与公司线上平台建设的业务,目前进展如何?
刘宝林:我们要建一个大健康平台,这个平台与“万店联盟”是相辅相成的,线上线下相结合,这个平台大概在今年底就可以建成。目前市场已有的大健康平台分成两类,做医疗和做供应链。我们正在做的平台是将两块整合在一起,打通就医的全流程。平台提供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家庭医生为常见病、慢性病等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同时在平台上也可以买到“万店联盟”药店的药,并及时配送到家。现在我一心一意在做这一块业务,亲自主抓,为团队提需求,我是最大的“产品经理”。
与微医等其他平台不同的是,我们这个平台还做第三方业务,与他们形成差异化竞争。现在国家鼓励各大医院做互联网医院,我们可以为这些医院提供平台,跟医院系统对接,医生开处方,药房开药,我们就负责配送。诊疗费、药费还是在医院,我们只赚配送费和平台服务费,我们不跟医院抢生意,医院也愿意与我们合作。
我一向是坚持赚最难赚的钱,最辛苦的钱。因为这钱我们不去赚,我们也赚不了别的,容易的钱别人很快就拿走了。我们做OTC配送,OTC的要求很高,价格低,产量大,动不动就退货,那是最辛苦的,利润才几个点。这个钱很难赚,可是我们做了这块业务后,提供了效率,节约了成本,门槛变高了,别人就不愿意做了。做互联网我也是这个理论。
关键点
经济观察报:从你踏入医药行业开始,在你的事业发展中有哪些关键节点?
刘宝林:第一个关键点在1985年。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医生,最早在村里做赤脚医生,之后到血吸虫病医疗站,后来又去了夹河沟泵站医院做负责人。基层医疗工作让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缺医少药现象非常严重。到了1985年,我正式“下海”,在我的老家湖北省应城市天鹅镇(距离武汉90多公里)开了一个药品批发部。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私人参与药品经营,必须租赁承包供销社的经营牌照,用当时的话说是“戴红帽子”经营。这是我踏入行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