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门口，65岁的李阿姨正在等待一位陌生的“陪诊师”。子女在外地，腿脚不便的她已记不得第几次请人陪同就医。“流程复杂，我自己一个人根本看不了。”她说。

医院里，护理员小贾正帮着患者翻身、喂水、安抚情绪——这些原本属于家属的任务，如今也逐渐外包给了“专业陪护”。在城市的另一端，年轻人也在为自己的情绪寻找“搭子”：有人找人一起跑步，有人找人在线游戏，还有人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陪我爬山”的请求。

从老年人的就医陪诊，到住院患者的生活照护，再到年轻人的情感陪伴需求，“陪伴经济”正逐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景之中。

国金证券预测，到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这一被催生出的新型消费需求背后，既是社会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现实需求，也揭示出当前医疗照护与情绪支持的巨大市场潜力。

陪诊：就医“新帮手”

“父母年纪大了，看病得跑好几个科室，我们兄妹几个都要上班，请一个陪诊师帮忙，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北京王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她家中父母均超过80岁，兄弟姐妹多在外地，陪诊服务成为她照护父母时的刚需。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3亿，接近总人口的22%，近一半为空巢老人。“就医流程复杂，老人记不住路线，也不会使用手机挂号、缴费，很多老年患者很难独立完成就诊流程。”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执行会长徐建中说，“尤其是一些异地就医的老人，更加需要有一个能协助他们完成流程、提供一定情绪支持的人员。”

徐建中认为，陪诊服务正在从边缘需求向刚需转变。北京某医院外，陪诊师黄媛（化名）每天穿梭在医院各科室之间，帮助老人挂号、排队、缴费、问诊、取药。“他们有的子女不在身边，有的腿脚不好，我就是他们的‘导医+子女+翻译’。”她说。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等联合发布的《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老年人对陪诊服务需求旺盛。据统计，88.54%的社区老年人在就医过程中存在家人无法及时陪同的现象，在养老机构中，这一数字更是达到98.30%。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服务正在逐步规范。徐建中介绍，今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已牵头发布《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第一部面向老年人就医陪诊过程的系统性团体标准，内容涵盖服务流程、安全守则、人员培训、投诉机制等方面。“这不是临时帮一把的活儿，而是一个需要建立信任、长期存在的服务类型。”他说。

他指出，未来要推动陪诊服务向“标准化+职业化”迈进，包括建立相应的认证机制、服务分级制度，以及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网络的衔接。

陪护：“照护缝隙”如何补上？

如果说陪诊是门诊流程中的“新型助手”，那么陪护服务则覆盖了更广泛的日常照护场景——包括医院、养老院与家庭。

“现在很多子女上班忙，又没有照护经验，只能雇护工。”70岁的王先生因糖尿病住院三次，几乎每次都靠护工照料。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600万，到2050年达到5800万左右，且由此导致的照护需求持续攀升。

“陪护不是简单地喂饭、翻身，特别是对于术后康复或者失能老人，需要专业知识与长期经验。”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王淑霞表示，“目前全国护理类家政人员整体短缺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岗位需求巨大，另一方面专业化、持证上岗的人才供不应求。”

目前陪护服务可分为生活照料型、基础护理型、康复支持型三类，但由于标准不统一、人员来源多样，导致行业服务质量波动大。王淑霞坦言，在部分地区，由于缺乏统一培训机制，不少陪护员只是经过几天的速成课程，便开始在医院陪床接单。“这类‘游击型’服务不仅水平参差，而且患者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很容易因处理不当造成风险。”

采访中，不少家属面对护理服务，也常常心存疑虑。“我们不敢把父母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护工。”一位受访者表示。

作为探索，在北京、武汉、上海等地，一批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了从就诊准备到照护反馈的全流程服务标准，并结合培训、资质审查和应急处置培训，提升照护人员的专业能力；还有的通过数字化平台，对服务过程进行实时追踪和质量评估，实现信息可视化和用户反馈闭环。

王淑霞认为，护理服务应形成“社区—医院—家庭”之间的照护协同网络，并推动分级管理与技能培训系统建设，“不能只靠个体经验和口碑支撑整个行业”。

“免陪照护”：制度转型中的新探索

随着陪诊陪护市场升温，“免陪照护”正成为医疗系统应对照护压力的新探索。

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启动“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目前，广州、重庆等地已率先探索相关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