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结束、大部队兴高采烈地撤离后，测试组现场留下7个人，王乃彦是组长。他们的任务是冲进爆心，将地下工号测量设备中的数据安全取回。

跟随着防化兵和工兵，王乃彦和组员坐着吉普车向距离爆心500米的工号冲去。门前，含有放射性的尘埃漫天飞扬，厚重的铁门被炸得变了形。来不及多想，王乃彦和组员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工号，在一片漆黑中，熟练地将底片装进铅罐，然后原路返回。

当记者问他怕不怕辐射时，王乃彦笑呵呵地摇头：“那时候想不了这么多，只想赶紧取回数据，不然大家的工作都白做了。”

冲洗取回的底片，测试组分析获得大量宝贵数据，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等对此都感到非常兴奋。分析结果验证了氢弹的工作原理，并解析了实际爆炸当量大于估值的主要原因，这为我国后来成功爆炸全当量氢弹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原子弹、氢弹相继成功爆炸，我国逐步转入地下核试验。王乃彦和团队再次承担同样的任务。

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关键试验。如果成功，就意味着我国基本掌握地下核试验相关技术，也将能够吸取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以来总结的经验以及明确所要做的改进，反之则浪费了宝贵的试验机会。

“那次大家士气特别高昂，像打仗一样，憋着一口气要做好。”因为此前在准备工作中意外遭受辐射，王乃彦未能获准参加此次地下核试验的数据回收工作。

由于爆炸后辐射剂量太大，获准参加此次任务的队员们也被防化兵拦着不让进。但他们坚持一定要取回数据。

王乃彦紧急向指挥部请示，希望允许队员进去。出于安全考虑，指挥部拒绝了他的请求。王乃彦只能将命令原原本本地传达给队员，让他们撤回去休息。

令王乃彦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有人跑来报告，队员已经把数据取回来了。

“这肯定是违反纪律了，作业队书记当场警告‘等着挨批’。”但王乃彦和同事顾不上这些，立即将取回的底片进行冲洗分析，最终的结果令人惊喜。

那一刻，队员们也如释重负。他们说：“结果已经拿到了，什么处分都接受。”

讲到这，王乃彦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骄傲地说：“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

事后，张爱萍将军评价，这是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能打硬仗的队伍”。

从事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少不了与辐射打交道，但王乃彦想得很简单，“工作上有需要，有辐射也要上。”

“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

早在从事核武器研发之初，王乃彦便频繁与钱三强、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家打交道，将他们称作“中国式”科学家。

记者问：“您是‘中国式’科学家吗？”

他连连摆手，笑着说：“我可不敢当，老前辈才配得上。‘中国式’科学家，第一点就是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我们出生在中国，应该热爱中国，祖国都不爱，还爱什么？第二点是要精于业务，爱国不是口头说说就行的。”

王乃彦一直以“中国式”科学家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核武器研制工作结束后，王乃彦先后从事高功率脉冲、惯性约束聚变、强激光等领域研究，并作出突出贡献。

到了应该退休的年纪，王乃彦反而更加忙碌，他想抓紧时间为国家科技发展多做些事。

1998年，时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的王乃彦被推荐竞选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副理事长。根据章程，副理事长两年后自动升任理事长。

因为上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为了方便国际交流，63岁的王乃彦重新拿起了英语课本。5点半到7点是他固定的英语学习时间。此外，午饭后、晚饭后的休息时间，也被他拿来练习英语。

王乃彦不满足于只背背单词，为了锻炼自己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即使在休息时，也要打开电台收听英语节目。“要达到能跟外宾随心所欲交谈的水平，那才叫学会英语了。”他说。

同一时期，王乃彦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他格外关爱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曾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到青年科学家的实验室实地考察，在其还没有产出成果时便坚定予以支持。

由于工作原因，年轻时王乃彦长期与女儿相隔两地，女儿小时候甚至管他叫“叔叔”。退休后，他将关爱给了更多青少年，尤其注重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培养和科普工作。

只要身体允许，王乃彦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间专心从事由科协组织的青少年科创比赛的评选工作，“我做评委有一个标准，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要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允许和宽容他们失败。”

“大手拉小手”“魅力之光全国中学生核电科普知识竞赛暨夏令营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在许多大大小小的科普活动、科创竞赛上，都能看到王乃彦的身影，许多青少年都认识这个笑容和蔼的白发爷爷。

采访结束，已近日落时分。临走时，王乃彦仍意犹未尽，再三强调：“中国的青少年非常聪明，青少年工作太重要了，关键是要呵护他们的好奇心、创造力，给孩子们充足的成长空间，培养他们的兴趣。”说话间，他又露出了他标志性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