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汪品先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报纸在学术界展开一场讨论，专门分析“创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以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此后，50天的报纸公开讨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真知灼见。
“其实，为促进科学与文化的结合，我们没有少花力气，包括艺术家为院士画肖像、科学家登台唱戏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应该深思：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才有这种断层？”汪品先说，“译成40种语言的《万物简史》作者布莱森不是科学家，但能生动细致地告诉你，大科学家们当年是怎样创新的。相比之下，我们恐怕缺了一类为科学和文化‘构筑桥梁’的人。”
为了构筑桥梁??哪怕只是架在校园角落里的“一座小木桥”，汪品先身体力行。2017年，他主动请缨，在同济大学首次开设公共选修课《科学、文化与海洋》。课程一经推出，受到全校师生热烈追捧。每堂课都是未讲先热、课堂场场爆满，不仅有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生，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孩子前来旁听。
当年，为了让课程更为丰满，汪品先还专门邀请了两位著名专家来沪讲座。此后，他发现课程在系统性方面有缺陷，自己又埋头进行了4年的钻研和梳理。2021年，汪品先再次在同济大学开设公共选修课《科学与文化》。这次更为系统，共安排了8讲、16学时，全面梳理科学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
在课堂上，汪品先向学生们重点分析了“人类中心观”。人类自封“万物之灵”，自以为是一切的出发点，从人的角度去定义和描述一切规律。“人类中心观”不仅涉及空间，也是时间尺度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处理好不同时间尺度过程（消费与生产）的关系问题。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也给学术界带来了“欧洲中心论”，许多标准都来自欧洲，其中地球科学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最深。技术发展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但是缺乏穿透力。当前科学认知一大弱点，就是对深部过程缺乏了解。他鼓励同学们要克服“人类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这是学习科学、研究科学进步的要诀。
老院士的谆谆教诲引起了许多学生深思。前来听课的张峻弋同学说，“汪院士的讲解打开了我视野的大门，让我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视角去看科学??我们都站在科学的山腰上，去仰望山峰、攀登山峰，却很少去想这座山是怎么出现形成的。汪院士对于科学的认识独树一帜，从人类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视角来看科学的前世今生。在他的引导之下，我希望自己今后也能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认识科学、了解科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周毓棠说：“大科学需要大视野，广阔的视野能让我们观察到更多事物、更精确的细节。汪老师带着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看这个世界，领略宇宙万物的伟大。庄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我认为，人的价值就是在这有涯的生命里追逐无涯的真理，这也是今天这节课带给我最大的启示。”
汪品先认为，一名好的科学家，必须把他的知识系统化，而授课是最好的系统化方式。他原本计划讲完课以后，就总结多年来关于科学与文化的思考结晶，写出一本书。但等到课讲完了，他却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开题报告”，太多的东西需要补课，特别是中国历史，由于古文水平低，原文看得太少。
“我总觉得社会应当有一些人先走一步，总要有一些人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能做的，也许应该是给社会发出一种不常听到的声音，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去想一些事。”汪品先说，“接下来，我想留出时间给我自己，看书、构思，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一年来准备这本书。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脚印了，所以我不能随便踩，我会很认真地做！”
中国科研应向“原创”转型
很多年前，汪品先就为我国科学领域英文中文严重不平衡的趋势感到忧心忡忡。
随着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科技队伍，但是中国科学家优质的科研成果，却大多是用英文发表的；许多中国科学家甚至不愿写中文论文，更不愿写中文科普文章；一些高校的理科教学也改用英语授课，哪怕以牺牲教学效果为代价，也要为师生提供操练英文的机会。难道在科学的世界里，中文就没有用了吗？
在当今科学界，英语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语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科学进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际合作与交流，其载体也是英语。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科学家如何既跟国际接轨、又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成为汪品先经常深思的问题。
“一些国内科研人员，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和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科学研究也面临着从‘外包’向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和‘中国原创’方向转型。”汪品先说。
物质产品的交换媒介是货币，智力产品的交换媒介是语言。尤其是深层次的创造性思考，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创新思维出自内心，母语文化就是最近的源泉。对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来说，只有用母语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火花。
放眼历史，世界的“通用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通用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科学界的交流语言，也是随着“通用语”而变化的。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英文的全球化始于二战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