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特等功

打跑了侵略者，严传梅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直属解放大队第二连连长兼指导员。在百余天的战斗中，第二连伤亡严重，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的战斗力，甚至打垮了敌军一个营。他，立了特等功。

彼时，敌军主要配备美式武器装备，地上坦克轮番进攻，天上飞机俯冲扫射。而我军的装备大部分是落后的老式枪。战士们往瓶子里灌满汽油，再备好炸药，专朝坦克的铰链投掷，来砍断“铁乌龟”的“腿”；行军时刻注意隐蔽，来欺骗“空中堡垒”的“眼”……战士们虽绞尽脑汁，但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很大。

一场硬仗下来，连队把俘虏集中起来教育。严传梅也不照本宣科，直接拿身边的战士当“教材”。许多战士都是解放区的农民，讲起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的经历。“我解放了，来当兵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解放！”

往往几番话，就说得俘虏们痛哭流涕，擦干眼泪，就说要加入共产党军队，要“报仇”。没有新军装，就扯个布条，写上部队、姓名，领上枪弹，立刻就上前线。

第十一旅属于主攻部队，战斗一旦打响就只能攻上去、不能撤下来，必须打到底。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就异常重要。打双堆集战役时，严传梅任侦察连连长兼指导员，他的连去了约140人，最后“初始队伍”只剩下约10人。但靠着解放战士，依然撑起了一个连的战斗力，一直打到战役胜利。

严传梅荣膺特等功，并获得一枚宝贵的“人民功臣”奖章。

渡江战役中，作为侦察连连长的严传梅，让渡江战士们用双手划水，使船只加速通过江面，降低中弹风险。经此重要一役，侦察连未受大的损失，严传梅的军功簿上，又多了一张“大功”奖状。

严传梅的档案里，记载着13次军功，但大部分奖章、奖状，都因过长江时战马牺牲、跌入江中，随水而逝。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拼来的荣誉“没了”，严传梅并不心疼。

“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人，哪还在乎奖章丢没丢呢？”

严传梅总说自己是“该死没死掉的”。双堆集战役中，一天半夜，战士们挖工事，严传梅让一个战士往战壕里面站，自己在最外面站岗。那位战士却把严传梅往里面护，还打趣说：就你不怕死啊？“‘怕死’对我们当兵的来说，是最侮辱人、最难听的一句话。”严传梅当时一听，只好连连说，“好好好，你来站岗”。

结果，突如其来的敌机扫射，击穿了那位战士的生命。“本来应该我死的。”严传梅喃喃地重复着。

“我的通讯员、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自己却中弹牺牲。他们推开我、用胸脯挡住我时喊的‘危险’，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严传梅又一次老泪盈眶，“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替战友们而活！”

戎马岁月

抗日战争时，严传梅经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淮海战役时反而吃得上饭，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在严传梅的记忆中，还能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支前“板车大军”，听得到村庄里日夜响起的磨面声，闻得到烙饼香，“老百姓把饼包好，一刻不停送到前线来，饼到嘴边还是热乎乎的”。

“我们打胜仗，多亏了老百姓。人民就是江山，这话说得太对了！”这位老党员激动起来，“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人民”。

由于“随时准备牺牲”，严传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结婚，妻子余从智当年是一名女炮兵。“后年就是我们结婚70周年了，今年是我们相识70周年。我们俩一直很好。”铁汉心中亦有浪漫柔情。

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中，严传梅的腰椎断裂，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到坑道里去”。打仗不到坑道里去？还准备活多久啊？严传梅这样想着，照样下坑道，落下终身风湿关节炎，并且再不能负重。

不久，已任团宣传教育股股长的严传梅，上级有意提拔其为政治部主任，当团级干部。严传梅诚恳地向组织说：不行。

“我有腰伤，不能负重。营级干部算是中层领导，直接面向基层战士，我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战功赫赫的英雄，说到这里满面羞惭。

1959年，严传梅不舍地脱下军装。转业时，能填报三个志愿，严传梅第一个写的是去新疆，因为“那里条件艰苦”；第二个写的是去河南平顶山，因为“那里有煤矿，能建设祖国”；第三个写的是服从分配。

组织考虑到余从智早已分配到武汉工作，将严传梅分配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严传梅修了“武”，又开始修“文”。

捐出积蓄

在武水，严传梅主持过政治工作，负责过干部审查，当过档案科科长；后来校部党支部改选，他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期，还抓过食堂工作。后来调任农田水利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他协调学校资源，为地方解决了水患问题，泽被至今。

无论在哪个战场、哪个岗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试卷”，严传梅都力争“得高分”。

而自己功绩斐然的军旅生涯，随着仅存的军功状，一起被严传梅尘封在皮箱中，对妻子儿女也绝口不提。直到2020年病情一度恶化，严传梅才将皮箱托付给儿女：“这是我一生的纪念。”

只留下“纪念”，不留下钱??这位一双80元的皮鞋穿了十几年、和老伴旅游只住过一次三星级酒店就嫌“太奢侈”的老干部，给老伴留下生活费后，为武汉抗疫捐出3万元，又嘱咐儿女把其余全部积蓄交给党组织。

说到捐款，老人反而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够了。“这些钱，就是一点点心意，不知怎么，被大家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