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捐赠艺术品给非营利的文化机构，享受税收抵扣的激励。从各国实践来看，文物艺术品的慈善捐赠可以税收抵扣的机制设计，使捐赠人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也可以在税收上得到经济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剌激了个人和企业对文化机构的捐赠动力。

在全球著名的美术馆、博物馆中，很多镇馆之宝都来自捐赠。这类税收优惠更为强调市场的动力，其所激发的民间对文化艺术事业支持远远超过了政府的直接资助规模。2017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将原来规定的只允许企业捐赠在当年税前扣除，调整为可以结转到以后三年扣除。这项政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在遭遇特殊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应急的纾困资助措施。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戛然而止。艺术品行业大多是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为此，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第一时间推出政策，资助文化艺术品行业渡过难关。例如，减免社会保险费，降低贷款利率，提高中小微文化企业申报艺术基金项目资助比例，扩大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发放范围等。

关注公平与效率平衡

政府资助补贴艺术品行业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一是是否能够真正鼓励到优质或有潜质的艺术家或者项目。艺术作品的创新是艺术家在美术史确立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标新立异或者先锋性的作品一般较难用统一标准评判或被评委普遍认可。二是政府资助的公正公平性。国有博物馆购买艺术品、政府资助艺术项目，评判标准和程序是否公正透明。三是政府资金是否能够起到更有效率的乘数作用，实现以小博大，带动市场进入良性循环。

提升政府政策效率、使政府政策与市场正向联动非常重要。

一是政府补贴需要由独立专业机构和人员的评估遴选，评判标准需要更加开放多元，鼓励创新创意，鼓励新业态和新模式。

二是需要对政府政策法律法规和补贴效果进行跟踪评估，考察预期目标和最后达成之间的差距。与经济目标不同的是，文化艺术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难以量化考核，而且在很多地方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文化艺术的发展往往作为一项软指标，容易被所忽略，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估体系。

三是需要追踪补贴、资助以及税收优惠的最终流向和受益者，力争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相较而言，税收政策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比政府直接补贴更为市场化。

艺术品市场的真正繁荣光靠政府是不够的，需要探寻和激励公众自愿付费的市场机制。靠补贴，永远养不大行业和产业。激发艺术品消费和收藏市场的活力和动力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关键。从短期来说，可以将财政补贴的对象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以撬动更多的消费（例如，发放实名文化艺术惠民电子消费券等）。从长期看，应通过美育教育等手段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让老百姓养成艺术消费的习惯，进而形成艺术消费的内生动力。

从政府与艺术品市场关系来看，国家的文化导向决定主流话语体系和内容，市场的激励机制拓展了艺术品的价值空间和传播维度。需要做到政府与市场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