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村不过半年，余渔便已对星期几没有了概念，艰巨的工作任务让加班、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有时睡个囫囵觉也是种奢望。在他的宿舍里，被子时刻都是打包状态，随时准备着前往工作第一线。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维护稳定，几场硬仗打下来，用余渔的话说，是练就了一身的钢筋铁骨，打不烂、锤不扁、磨不碎。

不过，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余渔也不例外。在自己的理想面前，余渔是坚强的、坚定的、无所畏惧的，但在家人面前，他是柔软的、温情的、满怀愧疚的。

今年3月，余渔与妻子去城里领了证。那天一早，他和妻子各自请了假。天一亮，他便骑着电动车，载着她前往民政局。两人刚从民政局出来，就各奔东西，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这也是两人几个月来为数不多的一次相见。

余渔与妻子是同一所高中的师兄妹，相识相伴多年。早前，听闻余渔要到南方工作，妻子还挺高兴。因为她是重庆人，想着离家近，见面也方便。可当余渔改变主意去新疆时，妻子只剩下了震惊。

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妻子也想通了，“我既然选择了他，我就要尊重他的理想和抱负”。今年年初，妻子也选择了跟随丈夫，来到新疆，同样做了一名基层干部。

妻子的到来让余渔很感动，也很愧疚。“一个女孩子，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在重庆有车有房，本可以过得很舒适。到了这边，想吃什么都没有，想买什么也没有，连快递很多都不送。”

妻子的工作地距离余渔所在的乡不过10分钟的车程，可却经常见不到面，半年多来，两人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前几天妻子工作太忙病倒了，余渔请假回去买了一只鸡，给她做了一顿饭。这距离上次见面，已记不清多久。

“回去见到她，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心疼得不得了。一个本来时尚阳光靓丽的女孩，现在搞得灰头土脸的，唉！真是提不得这种事。”回忆起当天的场景，余渔数度哽咽，“我可以不在意那些身外之物，克服一切困难，但是对她来说太难了，她放弃了太多。”

身边的妻子尚且无法照料，更别提远方年迈的父母。“父母养育我这么多年，培养我不容易，妈妈身体也不好，但我也确实尽不了孝。”好在，父母理解他，支持他，父亲曾对他说：“去边疆以后你就是国家的人了，你就跟着国家走吧，以后千难万难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觉得我挺自私的，就为了自己的这么点理想，让家人都跟着作出牺牲。”有时心中巨大的愧疚感在夜深人静时会瞬间爆发，“熬不住了，就跑到外面野地里仰天哭一场，回来再打电话安慰一下妻子。”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经常有人替余渔惋惜，如果当年没有来疆，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县领导了。而眼下，他才刚刚被任命为阿扎克乡党委副书记。

但在余渔的认知里，这样的假设本就是个伪命题。都是基层，没有哪里的干部更伟大，也没有哪里的条件更艰苦，在哪都是为国家作贡献，只不过是选择不同。

“就像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一样，‘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我既然选择了这里，那我就做好了准备，没有想过回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况且，多年的专业学习让他清楚这份工作背后的意义，在南疆，他更能体会到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发展的紧密相连。

“如果是一个内地的乡村，村里的一点点改变很难直观地影响整个国家的进程，但这里不同，这里的每一项工作，对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余渔说。

“比如，经常有来自欧美各国的政要使团记者来到这里，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就如同国家的外交官，我们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整个国家。如果一个村子的工作干好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好。”

今年7月，余渔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回顾过去的两年时光，他自我评价勉强还算干得不错。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是，余渔第一次来到阿扎克乡政府门口时，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一座孤零零的政府大院，连个小卖部都没有。现在，超市、夜市、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已经多多少少有点乡镇的样子了。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还发展起了一条年产值1.2亿元的产业街，厂内机器轰鸣，货车来来往往，工人干得热火朝天。

实实在在的改变让余渔有信心继续奋斗下去，在他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甚至连一个村的事情都说了不算”。他将自己比作一名即将高考的学生，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做好每一道题。只要工作在一点点推进，事业在一点点进步，那理想便在眼前。

“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成为爱因斯坦，颠覆整个世界。我只希望能够为国家为社会添砖加瓦，哪怕只贡献一粒尘埃，也是值得的。如果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那合起来的力量将是巨大的。”

虽然与古人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相比，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他觉得，在他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他战胜了自己人性中的某些东西，从这一角度讲，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在他的心里，他是自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