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金庸，研究生期间他写了本《点评金庸》，十分畅销，甚至得到了金庸本人的夸赞：“施先生指出了我的小说中有很多中国传统民间的因素，从民间的智慧中得到好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指出我就感到佩服。”毕业时，施爱东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意想不到的是，曾经文笔不被看好的他偏做了写作教研室主任。10年之后，他继续追求学术，负笈北上，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深造后，最终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最开始报考叶老师的研究生，老师其实没看上我。后来被他首肯，师弟师妹们都叫我令狐师兄。”回忆学术生涯，施爱东有些感慨，又说：“只要努力去做，坚持去做，人就能成点事。”

热爱民俗就是热爱生活

《环球人物》：有读者说，读完《中国龙的发明》这本书之后对中国龙的认识多了层历史的厚重感，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施爱东：市面上，很多所谓“龙学家”做研究，都是结论先行，按自己的需求和口味去找相应的资料，有的还故意迎合一些喜欢鼓吹、渲染龙文化的读者，然后写篇文章、攒本书，这样其实非常容易。但这些作品往往对历史缺乏客观、全面、严谨的阐释。《中国龙的发明》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面关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时期，龙文化遭遇西方列强羞辱的部分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其实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谁都愿意听吉祥话。但是一个民族要进步，就要让更多人去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从而对未来的发展作出合理规划。

《环球人物》：许多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国际传播中，都有被误解的情况。这也是近些年大家呼吁中国龙修改译名的初衷，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施爱东：我理解大家的出发点是好的。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代表邪恶，所以有人建议将中国龙译为“Loong”加以区别。这个生造的单词是在“Long”的基础上演化而来，读音与龙相似，词义与龙的形体特征相同。但我个人认为，叫“Dragon”还是“Loong”没什么根本性的影响。

1900年庚子事变，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跌至低点，他们以丑陋的龙指代中国，比如美国漫画中的中国龙，总是与鸦片烟枪、瘟疫、辫子联系在一起。反观16—18世纪，“龙时尚”风靡欧洲：腓特烈大帝按照中国景观的审美风格，在波茨坦建了一所别院，将它命名为“龙居”；在伦敦，女人穿一件绣着龙纹图案的中国刺绣服装，会被认为是最摩登的贵妇。

可见，祥龙还是恶龙，崇龙抑或屠龙，不是由龙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的。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文明、开放，西方人不会因为龙在他们的文化里是恶的就讨厌中国龙。

电影《封神第一部》剧照。姜子牙（中）、杨戬（右）、哪吒都是民间文学中的经典形象。

《环球人物》：除了讲中国龙，近两年您还作为电影《封神三部曲》的开发顾问受到关注。从民俗学角度来看，大家为什么如此着迷于传统民间故事？

施爱东：当时导演乌尔善找到我，大家花了几天时间策划电影选题，我们商量要对《封神演义》原著情节进行重塑，如呈现妲己形象时抛开“女人祸水论”，塑造纣王一角时还原他作为“人”的复杂一面。事实证明这些改动是大家喜欢的。

《封神演义》有点儿像我们汉族的史诗，讲的是一个民族的征战问题。一直以来，民间文学、传统民俗文化就是巨大的IP宝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文本，它本身是动态的，这种“动”就像一潭深水，任凭外面翻天覆地，水下依然波澜不惊，因为民俗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民俗就是老百姓自发选择的生活方式，热爱民俗就是热爱生活。只要我们还在繁衍生息，民俗就永远有其生命力。